【通識】利大於弊、現世報、以及自由主義──如何選擇合理的公共政策? (04/21/2014想想論壇)

http://www.thinkingtaiwan.com/articles/view/1979

公共政策的選擇，對社會裡的所有成員，都會有既深且遠的影響──好的公共政策，使國家興盛，人民富足，不好的公共政策，圖利財團，使人民民不聊生。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合理的公共政策呢?

這一篇文章裡，我會嘗試用最簡單的方式來介紹、並比較四種常見的的公共政策選擇方式──包括簡單的平等主義(Simple Equality)、 成本效益分析(Cost-Benefit Analysis)、對有利者最有利原則、以及對不利者最有利原則 (Maximin)。讀者將來在思考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時，可以拿來參考。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思想實驗開始。

想像一下，有一個簡單的社會裡，有三個成員: 甲、乙、丙。這三個成員，正在開會，要一起選擇一個公共政策，用來支配他們社會裡成員們分工合作的方式。經過大家的思考、評估、提議後，他們共有四個公共政策可以選擇，而這四個政策，對他們每一個人，都有不一樣的影響。我們可以把這些政策評估出來，對他們每個人的影響，表列在下面的圖表(一) 裡。圖表(一) 裡最左邊的一排列出了四種可能的社會政策。而相對應的行列裡，列出了這四個政策的結果，也就是對甲乙丙三人的個別影響。他們估計，如果採取政策(一)，甲乙丙每個人個會獲利五元。如果採取政策(二)，甲會得到0 元，乙和丙則會各得到10 元。如果採取政策(三)，甲會賠13 元，但乙會得到7 元，而丙會得到25 元。如果採取政策(四)，甲會得到5 元，乙會得到6 元，丙則會得到7 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四個政策的成功執行，也就是要得到預期的結果的話，必須依賴所有參與者的配合。

圖表(一)	甲	乙	丙
政策(一)	5	5	5
政策(二)	0	10	10
政策(三)	-13	7	25
政策(四)	5	6	7

在我介紹四種選擇方式之前，讀者可以先思考看看，在看完這些政策的評估報告之後，自己覺得哪一個政策，是最好的公共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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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有讀者會說:

「我不知道我是甲、乙、還是丙，所以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。但是，如果我知道我是誰的話，那麼我就可以馬上回答的出來那個政策是最好的政策──如果我是甲，我就選擇(一)或(四)，如果我是乙的話，我就選(二)，如果我是丙的話，就選(三)。但是，由於我不知道我是誰，所以我沒有辦法知道哪一個政策對我是最好的。」

由上面的答案就可以看的出來，為什麼在一般的民主多元的社會裡，要選擇一個對整個社會有深遠影響的單一公共政策，會有多麼困難── 因為沒有一個政策可以是對每一個人、或是產業，都是最有利的。每個政策都有贏家、輸家。對丙最有利的政策(三)，會把甲害的很慘。對甲最有利的(一) 和 (四) ，卻會讓丙「少賺」很多。就丙的角度來說，這兩個都是不好的政策。那麼，公民社會應該如何做出抉擇呢?

這邊值得一提，是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(John Rawls) 提出的「公共理性」(public reason) 這個概念。公共理性是一個複雜的概念，但這邊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這個概念。公共理性，是指我們在選擇公共政策時，應該使用的思考方式。如果，在選擇公共政策時，我們思考的問題，是去探討，「如果我是甲、乙、丙時，我應該如何最大化我個人的利益？」那麼，我們做選擇時，所使用思考模式，是個人理性(private reason) 的思考模式。個人的理性思考，只需要考慮到一個政策對我個人的影響，而不需要考慮這個政策對社會上其它人、或弱勢族群、產業的影響。因此，丙只需要考慮他會賺多少，而不需要考慮甲會不會家破人亡。每個人的個人理性，會因為他／她自身所處的環境，而推論出不同的最佳選擇。但是，當我們在思考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時，我們應該想的，不是哪一個政策對我個人最有利，而是哪一個政策，是每個自由、平等、理性的參與人，都可以接受的社會合作方式。而羅爾斯認為，符合公平正義要求　(justice as fairness) 的社會政策，就是每個自由、平等、理性的個別公民能夠接受的政策。

那麼，自由、平等、理性的公民，會接受哪一種合作方式/ 公共政策呢? 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就必須先排除一些道德上任意的因素(morally arbitrary factors)──像是個人的階級背景、天賦質素等，然後再來選擇公共政策。用一句簡單的白話文來說，合乎公平正義的政策，就是在你不知道你是甲、乙、還是丙的情況下，你會選擇的政策。這個決定，就不會是只有利於其中一人，而是三人都應該可以合理接受的。那麼，接下來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就是，在不知道你是甲、乙、或丙的情況下，你應該要選擇哪一個政策?

下面我再畫一個圖表(二)，裡面會把一些常見的分析方式，以及所需要的相關資訊，納入考量。常見的分析方式裡，會需要的資訊，包括一個政策所可能產生的整體效益、可能造成的貧富差距、對社會上最有利者、最不利者的影響等。讀者參考這些資訊之後，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，哪一個政策，是你在不知道你是甲、乙還是丙的情況下，會做出的選擇。

圖表(二)	甲	乙	丙	整體效益＊	最有利者所得	最不利者所得	貧富差距＊＊
政策(一)	5	5	5	15	5	5	0
政策(二)	0	10	10	20	10	0	10
政策(三)	-13	7	25	19	25	-13	38
政策(四)	5	6	7	18	7	5	2

計算方式說明：　

＊整體效益= 　甲+乙+丙

＊＊貧富差距=　(最有利者所得) －(最不利者所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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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說明了相關的資訊後，我們來思考一下四種常見的選擇方式，會如何評估這四個政策選項。

(一) 簡單的平等主義

簡單的平等主義，在選擇公共政策時，會去參考圖表(二)裡，最後一排的「貧富差距」，來決定一個政策好壞。簡單的平等主義會想要知道，一個政策，會在最有利者與最不利者之間，產生怎樣的差距。從簡單的平等主義的角度來說，最好的政策是(一)，這個政策對大家的影響是一樣的。它對大家一樣好，也一樣壞。第二好的政策是(四)，再來是(二)，最壞的政策是(三)。

如果你跟我一樣讀過「三民主義」的話，就知道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批評過這種齊頭式的平等，會造成社會上的成員缺乏生產動機等，反而不利於社會合作。因此，這也許不是最合理的選擇。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其它的選擇方式，再來決定(一)是否合理。

(二) 成本效益分析

就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來，我們應該看這些政策的整體效益──整體效益最高的，就是最好的政策。整體效益最低的，就是最差的政策。因此，最好的政策，是政策(二)，第二好的是(三)，第三好的是(四)，最差的是(一)。

成本效益分析是近代許多國家常用的經濟思考模式。社會政策應該要對社會整體有利、「利大於弊」，便是好政策。

雖然成本效益分析被許多國家，尤其是那些GDP很高的國家，廣泛的接受，奉為圭皋，但仍然有許多經濟學家、社會學家、以及政治哲學家等，都不認同這種思考模式，認為成本效益分析有一些嚴重的缺點與侷限。比方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1979年「發展的概念」(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) 一文裡，就已經批評過這一類將「經濟發展」與「GDP成長」劃等號的思維。這種只看整體成本效益，而不顧實際獲利分配狀態的思維，會產生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，就是忽略合作成果的「分配」(distribution)，是否對每個參與者都公平。我們看一下四個政策中，能產生最高成本效益的兩個政策──政策(二)與(三)。政策(二) 雖然能夠使得社會整體GDP的大幅成長，但是卻對甲沒有任何一點好處，做為社會合作的一員，甲為什麼要配合支持這種對自己完全不利的政策? 他有什麼理由要要參與這樣不公平的合作方式? 其他人(乙、丙) 又憑什麼期待他的參與、配合?  政策(三) 也能得到相當高的經濟成長，但是卻會對甲造成相當嚴重的傷害。當這個政策會對甲造成嚴重傷害與損失時，甲有什麼理由要接受這個政策的支配? 他有什麼理由要參與這樣的合作方式? 這些政策即使能為社會帶來很高的整體效益，但卻對社會上的弱勢相當不利，只能付出代價，卻完全無法享受合作的成果。所以，這樣的政策，也不是自由、平等、理性的人會選擇的政策。因此，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政策，未必也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。單純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來分析公共政策，並沒有辦法讓我們得到合理的公共政策。利大於弊的政策，不一定就是最好、最合理的政策。

(三) 對最有利者有利的政策

有些人在選擇政策時，最優先的考量，是考慮該政策對社會上最優勢者，如資本家，的影響。他們覺得最好的政策是(三)，再來是(二)，再來是(四)，最差的是(一)，因為(三)才能賺最多，而(一)根本就沒有賺。有些人在不知道自己是甲乙丙的狀況下，會用對最有利者最有利的角度，來判斷政策的好壞。他們可能在「賭一把」，萬一我是那個最有利的人，那不就「中了」嗎? 不賭看看，怎麼知道我不會翻身?

賭徒的思考邏輯是否合乎個人或是公共理性，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，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。但我想大家都可以瞭解、接受下面這個道理: 參與的人愈少，其中一個參與人「中了」的機率就會愈高; 反之，參與人愈多，中獎機率愈低。只有兩個人賭的時候，我贏的機會就高，但是，一般的社會裡，幾千幾百萬人，每一個人「中了」、變成贏家的機率，就會因為參與的人數增加而變低。也就是說，人愈多，賭徒的邏輯就愈不適用。

另外，我想引用一個類現世報的故事，來苦勸大家，除非你已經是資本家/有錢人，否則我不建議你用賭徒的思考方式。下面是一則真實故事。

2011年在佔領華爾街運動開始的前幾個禮拜，紐約時報上面有一位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，Michael Norton ，寫了一篇關於他對美國社會貧富不均的簡短報告。^[1]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說明，美國貧富不均的狀況比社會上大多數人想像的還嚴重。這邊我就不重覆他論點。我想說的，是他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就是當他訪問美國的中下階層民眾，對富人稅的看法時，這些民眾表示，他們也反對政府針對富人課稅，然後用這些錢來補充各種社會上弱勢族群的需要。當他問這些窮人為什麼他們反對課富人稅時，許多受訪的窮人指出，如果有一天他們自己、或他們的孩子變成有錢人的時候，他們也會希望政府不要課他們的稅，拿他們的錢。也就是說，這些人在思考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的時候，他們思考的，是這個政策對社會上最有優勢的人的影響，而不是對弱勢族群或窮人的影響。

這邊就是值得深思的地方了──如果政府不課富人稅，政府就沒有錢投資在教育，尤其是窮人的教育上。美國最好的學校幾乎都是私立學校，一般家庭根本就負擔不起私立學校的學費。公立學校缺乏資源、教師的薪資並不高，所以一般美國優秀的年輕人很少會想要走「畢業當老師」的路，因為當老師在社會上是中下階級，連中產階級都不是。如果這樣的話，貧窮的學生就很難得到良好的教育，他們上好的大學的機會也會減少，他們找好工作的機會也會減少，當然，他們變成有錢人的機會也會減少。他們被課富人稅的機會更是趨近於零。

這些人並沒有替弱勢族群著想，反到是很能為有錢人、強勢族群著想。方便了誰呢? 又害了誰呢?  這算是一種現世報嗎?

(四) 「對最不利者最有利 」原則

羅爾斯以及許多當代自由主義學者主張，最合理的公共政策，是一個不知道自己實際處境的人，會選擇的政策。但是，當你不知道你是甲、乙、丙時，你要怎麼選擇呢?羅爾斯認為，理性的人，會採用「對最不利者最有利」的原則，來做出選擇。也就是說，在選擇公共政策時，我們要看的，是右邊算來第二排的因素。首先，我們把所有政策中，最不利者的各種狀況排列出來，接下來，我們再看看這些狀況裡，哪一個對社會上最不利者，是最有利的，那個政策就是最合理的政策。我們應該選擇那個符合「對最不利者最有利原則」的政策。因為，萬一我們是甲、是社會弱勢族群的一員時，我們再怎麼慘，都不會太慘。

因此，運用到這四個政策裡，最好到最壞的政策分別是(四)/(一) 、(二)、(三)。雖然，就最不利者個人的角度來說，(四)與 (一) 並沒有差別，但是，在基本福利受到保障的情況下，若是一個政策能對社會上其它人更有利，那麼，(四)會比(一) 好。在自身福利受到保障的情況下，理性的人可以接受他人得到更多、更高的收入。

也就是說，合理的社會政策，應該優先考量到該政策對弱勢族群的影響，並選擇對弱勢最有利的政策，才是合乎公平正義的政策。

結論

「 利大於弊」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好政策、能讓財團賺大錢發大財的政策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政策。最好的政策，是對社會上弱勢族群最有利的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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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http://www.nytimes.com/roomfordebate/2011/03/21/rising-wealth-inequality-should-we-care/living-beyond-your-means-when-youre-not-rich

參考資料:

John Rawls, A Theory of Justice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1.

Amartya Sen, “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,” 1979.

【通識】菁英政治，還是民主政治? (11/23/2015自由時報自由共和國)

http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934619

剛才在網路新聞上，讀到建中徐校長對民主、一人一票等制度, 提出他的意見。根據「東海東」的報導，徐校長認為，「並非採納較多人的意見就是民主」。此外，「建中畢業、台清交等名校畢業的人，跟只有國小畢業的無業遊民，雙方的學識有所差距，『卻都是一人一票，這是不公平的。』」[1]

校長的第一句話是對的。民主不等於多數決，民主要有前提的，就是要先保障公民基本的公民權(Basic Civil Rights)，然後再來講多數決 (Majority Rule)。如果基本公民權無法受到保障，那麼投票只是在看社會大眾的個人偏好，而毫無正當性(Legitimacy)可言。舉一個最近的例子，2008年的時候，美國加州曾經以公投的方式，投票通過一個八號提案(California Proposition 8)，在加州憲法上加入一項簡短的條文──「在加州，只有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有效力的或是被承認的。」(Only marriag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 valid or recognized in California.) 八號提案雖然在選舉時得到加州多數選民的支持，但是卻侵犯了同性伴侶平等的公民權。因此，該提案雖然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，但卻違反民主社會人人公民權平等的原則，因此後來被高等法院推翻。民主不等於多數決。真正的民主必須立基於平等的公民權之上。

個人認為，徐校長的第二個論點卻有些問題。徐校長似乎很怕我們這些學識差的人，有投票權，會耽誤國家的發展、拖累社會的進步。事實上徐校長不是第一個擔心民主政治的人。自古至今，一直都有人害怕無知的群眾。去年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接受西方媒體訪問時，就憂心仲仲地指出，如果香港真的有普選，那麼，香港月收入少於1800元美金的民眾，就有投票權了! [2] 對梁特首來說，這件雖然尚未發生，也不知道後果會如何，但是，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夠恐怖了! 另外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早就指出，治國是一個很複雜的學問。我們應該要讓無知的大眾去治國，還是讓有智慧的專家去治國呢? 大部份的人都會認為，當然是要選有智慧的專家了。專家懂的多，因此，專家們一定比一般不是專家的人更懂複雜的政治，因此，他們在政治上應該要享有更大的權力。民主政治裡，一人一票，票票等值，因此在政治上人人權力平等。而菁英政治裡，知識能力愈高的人，在政治上享有更高的權力。

在這裡，我摘要地分享一下布朗大學教授David Estlund對菁英政治（Epistocracy）的批評。[3] 首先，我們給專家們權力，他們可能會利用這個權力來做對自己有利的事，而不是對社會有利的事。其次，菁英族群在獲得知識的過程裡，也可能也同時得到一些偏見。比方，十八、十九世紀時，英美大學中的菁英幾乎都是中產階級白種男性，而他們一般家裡都有蓄奴、而且也認為女性不宜參政等。因此，如果這些「菁英」得到權力的話，弱勢族群──包括原住民、黑人、女人、窮人──都永遠別想出頭天。最後，即使專家懂的比較多，這也不表示專家就應該有更高的權力。Estlund稱這個「因為A是專家，因此A應該有更多權力」的推論叫「專家就是老大的謬誤」(The Expert/Boss Fallacy)。你懂的多，不表示你就是我的老大，我就要聽你的。為什麼呢? 因為專家懂的都是某些可測量、評估、打分數的關於事實的知識──　像是，我們有聽過「醫美專家」、「生化武器專家」、或是「單細胞生物專家」。這些事物的知識是可以獲得、也可以測量的。然而，「什麼是一個美好的社會」、或是「我的人生要怎麼過才有意義」這一類關於價值的問題，專家無法告訴你「正確答案」。比方，醫生可以告知一個病人他接受治療後，存活的機率多高、會產生哪些可能的後遺症等等。但是，醫生懂再多的醫療知識，都無法告訴這個病人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，或是他應不應該再堅持繼續活下去，等。社會也是一樣。專家可以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幫助社會進步，但是什麼才算進步、社會要朝什麼方向前進，卻不是專家可以決定，而是社會上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聲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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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http://cktotheeast.tumblr.com/post/133590997602/principalhsuforum

[2] http://www.wsj.com/articles/hong-kong-leader-sticks-to-election-position-ahead-of-talks-1413817975

[3] David Estlund, Democratic Authority—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，2007. 

【通識】「人治」，還是「法治」? (11/24/2015 風傳媒)

http://www.storm.mg/article/74409

「人治」與「法治」是兩個形容詞，用來描述社會風氣、說明一個社會上的公共事務如何運作的。「法治」是與「人治」相對的概念。「法治」的意思，就是這個社會的事務，是依照該社會裡制訂的法律、規章來處理，而不是依照掌權者、或是執法者個人的意志、判斷來處理。因此，如果法律規訂不允許酒醉駕車，那麼，不管任何人酒駕，都必須接受懲罰，不會因人而異。相反的，人治的社會裡，社會上公共事務的處理，是依據掌權者的個人意志，而不是看法律如何規訂的。人治的社會裡，社會規則依掌權者的心情而訂，掌權的人高興，就賞你個官做，順便送你兩個漂亮的夫人。掌權者不開心，就叫你去死一死。你問他我做錯了什麼？掌權的人回答：「莫須有。」然後你還是得去死。因此，很自然地，多數的人都會認為「人治」不好，而「法治」好。

一直起來，法治都被視為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象徵、是自由民主國家信奉的根本價值之一。但有趣的是，近年來，不只民主國家，包括知名的專制政府、軍事強人、獨裁者，都十分強調法治。也許有人以為獨裁政府就跟土匪、強盜一樣，就不重視法治，只看老大的意思。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！獨裁者當然希望你守規矩、守法！不要給他惹一些麻煩！另外，再怎麼樣獨裁者也不可能什麼事都自己處理。因此，法律、法治對獨裁者來說，都是很重要的工具。法律訂清楚了，屬下就知道怎麼做了，不會來煩他、問他意見。當今世界上很少有獨裁者會光明正大地進行「人治」的。進步的獨裁者們，都懂得透過各種法律修訂的方式，保障自己的權力，維持獨裁的地位。這樣的事業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（請參考：「獨裁者的進化」一書），利用民眾對於人治的恐懼，制訂各種法律，其實是要保障自己統治獨大的權力。

所以，人治不好，法治好？我個人認為，這樣過於簡化的二分法式的觀念並不完全正確。人治不一定絕對不好，要看「治」的「人」用他的權利做些什麼事情。而法治不一定永遠都好，因為法也有可能是惡法，而在歷史上有不少遵循惡法的酷吏，由於盲目執法，導致奴隸制度、以及種族的屠殺等。下面我講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兩種社會風氣各自優缺點。我的目的不是要告訴大家人治比較好、或是法治比較好，而是要指出，「人治」跟「法治」的價值，都不是絕對的。因此，我們既不應該迷信人治的價值，也不應該迷信法治的價值。

一、        人治的好處與壞處

下面我先講兩個故事，來說明人治的好處與壞處。

故事（一）──警察伯伯

我小的時候，板橋車站有一個地下道，讓旅客可以從前站(文化路)走到後站(中山路)，或是從後站到前站。那時候常常同學們約見面的時候，常會開玩笑說: 「我們約在板橋火車站招牌的『火』字下面。」但是，其實板橋車站的招牌只有「板橋車站」四個字，沒有「火」這個字。

地下道裡面經常有幾個人在擺攤，當然這是違法的。有天，我路過的時候，看到警察伯伯從對面入口走進地下道。當然，擺攤的年輕人迅速拿起他的東西，飛也似的就跑了起來，很快就消失不見了。剩下一個很老的老婆婆，她動作很慢，慌慌張張地收拾她的東西。後來警察伯伯走向她，我還在替她緊張的時候，警察伯伯走過去幫她收東西，然後扶她起來，然後老婆婆就慢慢離開。

所以我從小就對警察印象蠻好的。我想大家逛夜市或東區時，應該也都看過這種場面，警察來了，也不會去追小販。基本上跑不快的就真的會被開單，但是跑走了我想警察也不會去為難你。小販不偷不搶，只是做做生意，但是畢竟，有錢租店面吹冷氣的話，應該也沒人想在外面吹風淋雨晒太陽吧?

但是，如果要用嚴格的法治的角度來觀察這件事的話，這位熱心的警察伯伯的行違反了法律，因為他的工作責任之一，就是要執法、要給違法的小販開罰單。堅持法治的人可能會說，警察扶婆婆起來很好，但是不應該不開罰單。嚴格來說，這個警察的行為違反了法治的精神，因為他沒有依法行事，而是只憑著自己的道德判斷行事。

你覺得呢? 警察應該堅持開這張罰單嗎?

故事（二）──黃河裡的鼻屎

我之前曾經在國外某公司短暫上班。該公司的薪資及津貼的package都還不錯。在該公司上班，讓我見識到「人治」的好處。是這樣的──

這間公司開出來的福利條件之一，就是在契約期間，可以給我們吃飯、通勤、洗衣等的一些生活津貼。我們與公司的契約上寫的是，在就職期間 (某年某月某日)，可以領某個固定數字(oooo元整) 的吃飯、交通與洗衣津貼。我本來以公司會直接給我們實際金額等值的卡片，或是在某些合作單位消費時，可以記同樣價值的帳，等。但在實際的執行時，和我原來想的有一點點不一樣。

在新訓時，公司就告知我們，他們會直接把這金額一半的現金給我們，然後告訴我們過一陣子會再發放另一半的現金(給錢不囉嗦，真是太棒了!)。但是，由於公司要報賬、節稅等等，需要我們呈上相同金額的發票，等等。我們當然沒什麼意見。然後公司又補充說，其實什麼發票都可以，不一定要是吃飯、通勤、洗衣項目，因為他們當地人知道實際上吃飯通勤洗衣應該是拿不到發票的。

某同事舉手發問: 「那我去健身房的會員費用，如果跟他們要發票，公司可以抵稅嗎?」老闆的答案是，只要是發票，什麼費用都可以。只是要報賬、節稅而已。就算發票不是你自己花的錢也可以，唯一的要求，就是發票的抬頭要清楚寫下公司完整的十幾個字還加括號的名稱。你朋友的媽媽買LV願意幫你要發票，上面抬頭寫下公司完整的名稱的話，也可以。

我們這些外國人都沒在那邊工作過，想說應該是國情、文化不同吧，反正後來同事出去都會記得要跟商家要發票。

但是，在該國，你吃飯(除非你去很貴的餐廳)、通勤、洗衣，都是小錢，是拿不到發票的。你在小店吃飯會拿的「收據」，但是，收據不等於「發票」。我們的生活津貼只夠我們每天吃小店，但不夠我們天天吃大餐廳。因此，想要拿到發票的話，可能要去比較貴的地方消費。

還好，大部份同事因為沒到過這麼有趣的國家，所以去了一些高級的地方消費，給家人買禮物等，然後拿到發票，交給公司，然後抵公司的稅額。偶而同事們一起上餐廳，也會拿到發票。

在那邊上班的經驗是蠻特別的，不過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。我今天要講的重點，是這個系統可怕的地方。

這個看似方便的系統，其實有一個很恐怖的作用，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。就契約(法律/法治)的角度來說，我們的津貼的目的，是要給我們花在吃飯、通勤、洗衣這些方面的。但是，因為我們在實際的執行上，根本無法從這些項目的消費上取得發票。因此，為了方便，大家拿出來的發票，都是一些高消費的項目，有些甚至還不是自己買的或自己用的。

就法治的角度來說，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。但是，這種作法在當地是一個很普遍，多數公司都是這麼做的。而且，政府並沒有規訂全國上下大小商店都要開發票。因此，公司也沒有更好的合法節稅辦法，只好讓我們去自己找發票。但是，身為員工的你，萬一哪一天你得罪了老闆或會計，他們是可以說你騙公司的錢，給你貼上濫用津貼的罪名等。這樣的話，就真的是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，因為，就賬面上的記錄來講，你好像拿了一個莫名奇妙的發票去換了津貼。這樣的體制，給了主管們很大的權利──因為就會計的角度來說，每個人的帳都有問題!!每一個人!!很厲害吧~而我們這些職員，可以說是只要在該公司上班，就會自動留下把柄! 很神奇吧!!!真是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!

進化的人治的社會裡，通常表面上也都會有非常嚴格的法律。但是，法律的實際執行卻很不嚴格，原因是因為社會制度與法律層面根本完全無法配合。公司要求要交發票，但是實際上你卻不可能經常透過正常的管道拿到發票。因此，你每次領取公司合約載明要給你的津貼、或是你每次幫公司找發票讓他們節稅、都是一種犯法的行為。空有嚴格的規訂，但是社會上卻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，這就是陷人民於不義最好的方法。

因此，這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打擊政敵也特別容易。反正這個會計系統是本來就是有問題的，所以每一個人，只要有上班、工作、繳稅、全部都有問題。哪天想塑造清新的肅貪形象的時候，只要找你不喜歡的人、查查他的帳即可。因此，當地人聽到肅貪政策時，不一定會為國家變的更廉潔而感到歡欣，而是猜想下一個被老大處理的政敵是誰。這個恐怖的會計系統，就像天羅地網一樣地罩住你，什麼蒼蠅老虎，都只是當權者手指之間的鼻屎。

這也是為什麼，有時候警政、檢調單位，抓到一個犯法的人時，有時候這個犯法的人會說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。為什麼一個明明犯法、人贓俱獲的人，會說自己受政治迫害呢? 原因就是，本來就大家都這麼做，只有他被抓。這當然也是一種不公不義呀！這樣的社會裡，由於法規嚴格，但卻無法執行，因此，主管們會有很大的權利，因為他們隨時想到要抓你，就可以抓你。這就是一個假裝法治、實為人治的社會，恐怖的地方。政府就是陷井的製造者，而每個人，為了生活，都一定要跳入陷井。

上面兩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人治對社會可能有好處，也可能有壞處。因此，我們不需要認為人治有絕對正面或絕對負面的價值。

二、        法治的壞處

故事(三)—平庸的邪惡

知名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(Hannah Arendt) 曾經寫了一本書叫The Banality of Evil，中文譯為「平庸的邪惡」。這本書是她去耶路撒冷採訪 納粹軍官艾希曼(Adolf Eichman) 的審判之後寫出來的。艾希曼是一納粹政府裡的一個小官員，他的工作是負責把猶太人由A點運送到B點 ，最後送到集中營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納粹政府把猶太人送到集中營、然後做各種人體實驗、甚至是屠殺這一部份的歷史。艾希曼就是這個計劃的一小部份。雖然他沒有參與過計劃的制訂、或是親手殺過任何一個猶太人，而且他還說自己對猶太人沒什麼意見－－但是，他工作的實質意義就是，在他完成他把猶太人由A點送上火車之後，猶太人就被送到集中營，然後受到各種不人道的對待。

有人問他，他為什麼要害死那麼多猶太人?他沒有良心嗎…等。他的回答是: 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上級交待給他的任務，就是確保猶太人們都在預訂的時間裡，搭上預訂的火車。這就是他一心想做的。至於他們上車後發生的事，他也不管，因為他認為不是他的責任，是別的同事的責任。在法庭上，他不斷強調，他只是想要盡自己的本份，做好自己份內的事，然後希望可以升官發財而已。

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嗎?艾希曼也算得上是法治精神的模範生──納粹政府叫他做什麼，他就做什麼，他不會去挑戰體制、法律、或是思考他這樣做的後果，或是之後會有大量無辜的人死亡。納粹政府能夠大規模地屠殺猶太人，就是因為有像艾希曼這樣的人，上級叫他按開關（打開毒氣），他就按開關。上級叫他們對猶太人開槍，他們就開槍。他們充份地展現了服從、守法的「美德」。

漢娜鄂蘭指出，這就是「平庸的邪惡」──艾希曼的例子，顛覆了我們過去對「邪惡」這個概念的理解。過去，我們認為邪惡的人，是一個想盡辦法、機關算盡、去做傷天害理的事的人。而艾希曼根本就不用腦思考的──他只是盲目地服從納粹政府的法律以及長官的命令。雖然會害死很多人，他卻仍然很官僚地堅持依法行事，而不願意思考自己行為會害死多少人、又是多麼地不道德。他願意動腦思考一下他行為的意義，他馬上就會知道這國家的制度是多麼離譜。但他拒絕思考，只是乖乖地聽命行事。因此，他是一個平庸的人，他拒絕思考的結果，就是害死許多無辜的人！這就是平庸的邪惡。

因此，法治也不一定永遠都是好的。如果納粹德國時期的人都依法辦事、如果美國人都接受各州對黑人奴隸法律、那麼，德國不會有今天開放的社會，而美國也不會有今天的民主。孫中山也不會推翻滿清。

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要說法律都是壞的、或是法治都是不好的。我們不應該殺人放火，不是因為這些行為是違法的，而是因為這些行為本來就是錯的。做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合乎道德良心的事，而不是盲目地遵守法律規訂。守法只是一種謹慎的行為，因為犯法可能會被懲罰；但是，沒有違法的行為也未必就是合乎道德的行為。因此，即使法律沒有規訂不能殺人放火，我們也不應該做殺人放火的事。在食安問題爆發之前，使用回收（餿水）油、添加塑化劑，都是合法的，因為沒有法律規範這些行為。合法就可以放心去做嗎？如果有什麼事合法、但卻違反道德，我們也不應該做。正常的情況下，法律要我們做的事，應該都要是合乎道德的事。但是，萬一法律要我們做的事不合乎道德──　萬一你的長官要求你對著抗議的群眾開槍掃射，然後他說他會負責──即使他這麼說，你也絕對不能這樣做，因為這樣做是錯的。

三、        法治的好處　

法治的好處，在文章一開始處已經簡短提過。最重要的好處，就是民眾如果知道法律，不管法律的內容是否合情合理，至少民眾可以依法而行，只要不犯法，都不用擔心自己會受罰。民眾可以預測政府的行為，而不需要擔心會在不小心、不知情的情況下，觸犯了什麼天條。

但是，法治社會要好，追根究柢，法律的內容要合乎正義。法律不公不義，遵守了可能會造成可怕的結果。至於法律怎麼樣才算合乎正義，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需要考量社會、政治、經濟等問題，而不同的哲學派系，如自由主義、社會主義、或是市場經濟等理論，也對公平正義有不同的看法。這裡一時也無法用三言兩語說清楚。有興趣的讀者，也許可以多閱讀近代關於正義理論的政治哲學書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