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小燈泡案中的被告王景玉，在二審後被判處無期徒刑。根據現行法律，服刑25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。若假釋通過，則可以出獄，但需接受5年監護。
該判決公開之後，引起民眾憤怒、家長恐慌、名嘴哀嚎。擔心王姓加害人在假釋通過之後，會出來再犯，因此紛紛將矛頭指向法務部長、法官、被告辯護律師、廢死團體、甚至總統。到底是民眾名嘴過於民粹?還是政府官員太體貼加害人?
筆者並不反對廢除死刑，也樂見政府在廢死的工程上有相當積極的作為。但是廢除死刑不應該只限於修改刑法或是不執行死刑，更需要積極改革矯正、獄政等相關政策，才能使民眾安心。小燈泡的父母並沒有一開始就要求司法單位將王景玉處予死刑，小燈泡的媽媽曾經表示希望先知道事情發生的原因，再來討論量刑的問題。 [1]筆者觀察小燈泡父母要的似乎不是報復，而是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。他們最擔心的不是自已心理會不會得到安慰，而是王景玉會不會再去傷害其他人。在政府無法保障被告不會再犯的情況下，小燈泡爸爸覺得死刑是唯一能保障社會安全的辦法。
首先，筆者想提醒大家，「25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」不等於「25年後可以假釋」。王景玉患有精神疾病，因此除非25年後有人可以保證他定期服藥、並且可以正常生活，否則他的假釋申請不應該被通過。
其次， 筆者關心各國刑罰政策多年，也參觀過不少矯正機關。下面是一些簡短的心得分享。在量刑方面，美國廢除死刑與否是由各州決定的，因此有些州廢死，有些州不廢死。在美國刑法過度擴張的情況下(overcriminalization)，一個人可以被判處多個無期徒刑、或是幾百年的徒刑。因此美國不斷增建監獄，由於超過政府負荷，因此私人營利的監獄愈來愈多，民眾甚至可以買股票投資私人監獄，愈多人關起來投資人愈賺錢。但是大家可以想想，不管好人還是壞人，一個人被關在監獄裡，關愈久他是會愈來愈好，還是愈來愈不好呢? 我們都算是善良老百姓，假設我們不小心被關到牢裡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這刑期對我們有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? 會讓我們變成社會上更有用的人嗎?我想多數人都會認為答案是否定的。如果入監服刑對好人都沒有正面的影響，那更休想壞人關幾年會變好。許多研究都顯示入監服刑對受刑人有重大的負面影響。也許我們不在乎犯罪加害人的人生是愈來愈好還是愈來愈糟，但是我們應該重視「愈關愈大尾」對社會的負面影響! 受刑人變大尾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。美國一味地增建監獄，將無期徒刑的受刑人關著、甚至關禁閉(solitary confinement)、不讓他們和他人接觸、也鮮少施予輔導，不重視人類基本的心理、精神需求，造成受長期監禁的受刑人不甚精神壓力，產生各種精神疾病、甚至有自殘的傾向、生不如死。即使我們不關心受刑人死活，我們也該擔心監獄中工作人員的安全吧? 把人逼瘋、變成野獸，會使他們更極端、社會更不安全。半套的廢死讓社會更不安。
瑞典與挪威深知監獄服刑對受刑人與社會的負面影響，因此積極地將監獄改革成真正的「矯正機構」，將「戒護人員」專業化。在台灣，戒護人員只有一種，工作性質類似於大樓的保全，工作的重點是像糾察隊一樣地看好受刑人，確保大家的人身安全，差別在於工作地點是一個高風險、有很多犯罪者的地方。在台灣與美國的監獄中，戒護人員扮演者保安人員的角色。 教化、矯正的工作，似乎落到「教誨師」身上。但是，台灣每位教誨師要負責幾百人的教誨工作，假設一位教誨師需要服務300 人 (據我所知，多數教誨師的服務對象都超過300位受刑人)，即使他整個月都不放假、不用寫報告、沒有其它的責任，他每天要教誨至少十個人，他能花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時間也變少。而很少有受刑人會因為一個月接受一個小時的輔導就會改頭換面，重新做人的。另一方面， 在瑞典，所謂的「戒護人員」有兩種，一種負責監獄保全工作，另一種是全職負責矯正工作、不需要擔心保全的。監獄中最多的不是負責保全的戒護人員，而是負責矯正工作的戒護人員。而每位戒護人員負責五位左右的受刑人，與諮商師、教師等不同監獄內外的專業單位合作，為個別受刑人量身訂作適合的更生計劃，讓他們在服刑期間接受各種技職教育、心理輔導、就業輔導等，逐步減低受刑人出獄後再犯的風險。若是受刑人在申請假釋時仍然有很高的再犯風險，那麼刑期仍然會繼續，以保障社會安全。
台灣若要廢死，應該學習北歐的全套廢死的模式，而非美國的半套廢死模式。除了廢除死刑之外，監獄應該更積極地輔導受刑人、矯正受刑人。
廢死是一個高尚的價值，但是社會安全是更基本的價值。政府應該先確保社會的安全，再來談加害者的人權。
[1] “王婉諭不支持死刑，也不同意廢死。「我覺得在執行槍決前，該做的事情要做，我們一直都沒有對犯罪預防或犯罪行為，有很多的理解、調查、研究。」劉大經在旁補充：「在製造業裡面，當我們碰到一些問題，都會解析成因下對策，可能在科技製造業工作久了，加上她一路都是學理工，我覺得她因此比較冷靜去思考或分析一些問題，這個習慣她已經養成了。」” https://www.mirrormedia.mg/story/20180419pol004/
“王婉諭說：「我覺得不管是贊成死刑，或不贊成，都還需要想清楚。我們自己也有很多掙扎，很多時候沒有想要符合社會期待的典型受害者的樣子。再加上，一審開庭前，我們對被告（王景玉）的狀態完全不清楚。這件事情讓我們覺得很弔詭，就是我們怎麼可以對一個人，他到底怎麼了都不知道，就要談量刑的程度，這是我們覺得荒謬的地方。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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