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侵／性騷擾，哪裡不對了？

刊登於蘋果日報2018/10/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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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美國高等法院法官侯選人性侵案事件，引起爭議。侯選人卡瓦納法官（Brett Kavanaugh） 被一位心理系教授福特（Christine Blasey Ford）指控，在1982年時，試圖性侵她。她週四在公聽會上描述當時的經過。故事大致是，當時她去參加一個趴踢，中間她上樓要去上廁所。她一上樓，就有人從她背後把她推進廁所對面的房間。然後她就看到卡瓦納垮坐在她身上，開始亂脫她的衣服。卡瓦納當時看起來已經是爛醉，加上她當時裡面穿了一件連身的泳裝，因為卡瓦納並沒有成功地把她的衣服脫掉。當時在場還有另一名男孩　(Mark Judge)， 她看了男孩一眼， 希望他可以幫她。但是這兩個爛醉的男孩看她驚慌痛苦地掙扎，覺得非常好笑，因此兩人不停在大笑。後來她開始尖叫求救，卡瓦納急著把她的嘴摀起來，她當時很擔心卡瓦納可能一不小心會殺死她。後來，她幸運地成功逃脫。

福特教授的故事公開之後，許多人質疑她的動機：「為什麼當時沒有報警，現在人家要選大法官了，才出來講？」

福特教授有回答。 當時，因為她並沒有「真的被性侵」，所以她也沒有想到要報警。她以為這一切過去就沒事了…。

其實大部份遇到類似情況的人，多數不會報警。你可以問問身邊（會願意相信你）的女性友人。

令我比較傻眼的，是居然有許多人聽了這個故事後的反應是：「哪個男孩小時候沒有做過類似的事？」「誰沒被性侵過，這有什麼好出來講的？」「不應該為了一件多年前的小玩笑，摧毀一個男人的一生！」

這案件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，也需要更詳細的調查。我暫時先不討論那些問題。目前並沒有任何的檢方調查，也停留在「He says, she says」 (男方這樣說，女方那樣說。)的階段。說到底，真相可能也只有福特教授、卡瓦納法官、還有那個男孩三個人才真的知道。今天我想要談的，是性侵案加害者，如果只是想要開一個「小玩笑」，是不是我們大家就就一起笑就算了。

首先，我想問看看大家，有多少人不介意發生在福特教授身上的故事，發生在17歲的自已身上（不管你是男、是女），或是自已的小孩身上（不管你的孩子是男、是女）。

如果你不願意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已或自已孩子的身上，那麼，首先，請記得，務必要教育孩子們，要尊重他人的身體，不要做一樣的事。不要以為自已只是想開開玩笑，就不需要擔心傷害到別人。

其次，有些人可能覺得，反正福特教授又沒有真的被性侵，她有什麼好出來說嘴的？為什麼要浪費納稅人的錢，開公聽會來討論一個36年前都過追訴其的事？ 她還是好手好腳的，還在當教授咧！就算卡瓦納真的做了許些事，他的行為也沒有傷害到她啊！她到底要幹嘛？　

牛津大學法學家佳德納（John Gardner）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「強暴哪裡錯了」(The Wrongness of Rape) 。文章裡面他分析了幾個關於強暴道德問題的理論。有一種論點主張，強暴他人是不對的，原因是因為施暴者傷害了受害人的身體。佳德納認為，大部份的強暴案，由於受害人會掙扎，因此的確會對受害人的身體造成嚴重的外傷。然而，身體的傷害並不能完全說明強暴所造成的傷害。比方，小明跟小強說， 你如果不配合， 我就殺了你全家。小強因為害怕家人被傷害，因此只好配合小明的要求。在這樣的狀況下，小強的身體並沒有受重大外傷，但這樣的性行為就沒錯了嗎？當然不是。雖然小強的身體沒有外傷，他仍然被強暴、被傷害了。因此，強暴的問題， 不只是身體受傷的問題。

另有一理論主張，強暴會讓受害人一輩子都有無法忘記的陰影，因此強暴的問題，就是心理傷害的問題。佳德納認為這理論也不完全正確。的確，強暴案對多數受害者的心靈造成無可抹滅的影響。那麼，下藥把人迷昏，或是趁人酒醉時性侵他，就可以避免他將來有這個慘痛的回憶了。這樣強暴就沒問題了嗎？當然也不是。

佳德納認為，要說明性侵錯在哪裡，最好的解釋，就是康德的理論。康德曾經說過，「 不論什麼時候，我們都應該把人當目的，而不是只當工具。」這句話的意思， 簡單地說，就是叫我們要尊重他人的人格、尊嚴，與自主權，而不是單純只把他們當成有利用價值的工具。性侵他人的人，就是把他人「只當工具」的人。性侵犯完全不顧對方的意願、人格、尊嚴，只想要利用他人的身體，來滿足自已的性慾。你沒有把人當人看，這就是強暴不合乎道德的地方。

也就是說，性侵、性騷擾，可能對受害者的傷害不只是身體上的、心靈上的、更還有人格上的傷害。

如果福特教授描述的事件，曾經真實發生，那麼，卡瓦納法官年輕時做的事，對他來說，也許只是覺得好玩，也許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強暴當年的福特教授。但是，他不顧福特教授的感覺、違反她身體自主權的那些動作，都是在踐踏他人的人格與尊嚴。為了自已覺得好玩、開心，就完全不顧他人感覺，不尊重他人身體的自主權，就是強暴。

你不是不懂，你只是不想花時間瞭解。

你不是不懂，你只是不想花時間瞭解。

真實故事一

小學的時候，蔡同學說，有天她爸爸在電視上看到小虎隊，叫她趕快來看。她爸認為女孩子都喜歡小虎隊，所以女兒一定也喜歡小虎隊。可是她從來沒有喜歡過小虎隊。

女兒喜歡誰，直接問她你就會知道。蔡爸爸顯然想當好爸爸，卻不想花時間瞭解蔡同學的喜好。

蔡同學不想辜負爸爸的好意，就去陪爸爸看了電視上的小虎隊。

在那一分鐘裡，蔡爸爸不是真的想當好爸爸，而蔡同學卻是真心想當好女兒。

真實故事二

小花和家人看電視。新聞上說，有研究指出，大學男女同居比率非常高。

     「你有沒有跟男朋友同居? 」家人質問。
     「沒有。」小花回答。
     「真的嗎?」家人受電視報導影響，懷疑小花說謊，在外面亂搞男女關係。
     「真的。」

小花不知道如何證明自已沒有和男朋友同居，也難過家人覺得她在說謊。

小花沒有說謊，小花是女同性戀，她沒有交男朋友、怎麼和男朋友同居?

孩子每天在你面前晃來晃去，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直接問他/她。你不需要看媒體報導或讀學術報告、瞭解全天下的男孩、女孩之後，才能瞭解你面前的這個孩子。

可是你卻不願意花一點點時間或力氣直接問他/她怎麼想。

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care，何以別乎？

全套與半套的廢死--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

全套與半套的廢死--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
刊登於 2018/07/06 蘋果日報論壇

近日小燈泡案中的被告王景玉，在二審後被判處無期徒刑。根據現行法律，服刑25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。若假釋通過，則可以出獄，但需接受5年監護。

該判決公開之後，引起民眾憤怒、家長恐慌、名嘴哀嚎。擔心王姓加害人在假釋通過之後，會出來再犯，因此紛紛將矛頭指向法務部長、法官、被告辯護律師、廢死團體、甚至總統。到底是民眾名嘴過於民粹?還是政府官員太體貼加害人?

筆者並不反對廢除死刑，也樂見政府在廢死的工程上有相當積極的作為。但是廢除死刑不應該只限於修改刑法或是不執行死刑，更需要積極改革矯正、獄政等相關政策，才能使民眾安心。小燈泡的父母並沒有一開始就要求司法單位將王景玉處予死刑，小燈泡的媽媽曾經表示希望先知道事情發生的原因，再來討論量刑的問題。 [1]筆者觀察小燈泡父母要的似乎不是報復，而是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。他們最擔心的不是自已心理會不會得到安慰，而是王景玉會不會再去傷害其他人。在政府無法保障被告不會再犯的情況下，小燈泡爸爸覺得死刑是唯一能保障社會安全的辦法。

首先，筆者想提醒大家，「25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」不等於「25年後可以假釋」。王景玉患有精神疾病，因此除非25年後有人可以保證他定期服藥、並且可以正常生活，否則他的假釋申請不應該被通過。

其次， 筆者關心各國刑罰政策多年，也參觀過不少矯正機關。下面是一些簡短的心得分享。在量刑方面，美國廢除死刑與否是由各州決定的，因此有些州廢死，有些州不廢死。在美國刑法過度擴張的情況下(overcriminalization)，一個人可以被判處多個無期徒刑、或是幾百年的徒刑。因此美國不斷增建監獄，由於超過政府負荷，因此私人營利的監獄愈來愈多，民眾甚至可以買股票投資私人監獄，愈多人關起來投資人愈賺錢。但是大家可以想想，不管好人還是壞人，一個人被關在監獄裡，關愈久他是會愈來愈好，還是愈來愈不好呢? 我們都算是善良老百姓，假設我們不小心被關到牢裡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這刑期對我們有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? 會讓我們變成社會上更有用的人嗎?我想多數人都會認為答案是否定的。如果入監服刑對好人都沒有正面的影響，那更休想壞人關幾年會變好。許多研究都顯示入監服刑對受刑人有重大的負面影響。也許我們不在乎犯罪加害人的人生是愈來愈好還是愈來愈糟，但是我們應該重視「愈關愈大尾」對社會的負面影響! 受刑人變大尾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。美國一味地增建監獄，將無期徒刑的受刑人關著、甚至關禁閉(solitary confinement)、不讓他們和他人接觸、也鮮少施予輔導，不重視人類基本的心理、精神需求，造成受長期監禁的受刑人不甚精神壓力，產生各種精神疾病、甚至有自殘的傾向、生不如死。即使我們不關心受刑人死活，我們也該擔心監獄中工作人員的安全吧? 把人逼瘋、變成野獸，會使他們更極端、社會更不安全。半套的廢死讓社會更不安。

瑞典與挪威深知監獄服刑對受刑人與社會的負面影響，因此積極地將監獄改革成真正的「矯正機構」，將「戒護人員」專業化。在台灣，戒護人員只有一種，工作性質類似於大樓的保全，工作的重點是像糾察隊一樣地看好受刑人，確保大家的人身安全，差別在於工作地點是一個高風險、有很多犯罪者的地方。在台灣與美國的監獄中，戒護人員扮演者保安人員的角色。 教化、矯正的工作，似乎落到「教誨師」身上。但是，台灣每位教誨師要負責幾百人的教誨工作，假設一位教誨師需要服務300 人 (據我所知，多數教誨師的服務對象都超過300位受刑人)，即使他整個月都不放假、不用寫報告、沒有其它的責任，他每天要教誨至少十個人，他能花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時間也變少。而很少有受刑人會因為一個月接受一個小時的輔導就會改頭換面，重新做人的。另一方面， 在瑞典，所謂的「戒護人員」有兩種，一種負責監獄保全工作，另一種是全職負責矯正工作、不需要擔心保全的。監獄中最多的不是負責保全的戒護人員，而是負責矯正工作的戒護人員。而每位戒護人員負責五位左右的受刑人，與諮商師、教師等不同監獄內外的專業單位合作，為個別受刑人量身訂作適合的更生計劃，讓他們在服刑期間接受各種技職教育、心理輔導、就業輔導等，逐步減低受刑人出獄後再犯的風險。若是受刑人在申請假釋時仍然有很高的再犯風險，那麼刑期仍然會繼續，以保障社會安全。

台灣若要廢死，應該學習北歐的全套廢死的模式，而非美國的半套廢死模式。除了廢除死刑之外，監獄應該更積極地輔導受刑人、矯正受刑人。

廢死是一個高尚的價值，但是社會安全是更基本的價值。政府應該先確保社會的安全，再來談加害者的人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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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“王婉諭不支持死刑，也不同意廢死。「我覺得在執行槍決前，該做的事情要做，我們一直都沒有對犯罪預防或犯罪行為，有很多的理解、調查、研究。」劉大經在旁補充：「在製造業裡面，當我們碰到一些問題，都會解析成因下對策，可能在科技製造業工作久了，加上她一路都是學理工，我覺得她因此比較冷靜去思考或分析一些問題，這個習慣她已經養成了。」” https://www.mirrormedia.mg/story/20180419pol004/

“王婉諭說：「我覺得不管是贊成死刑，或不贊成，都還需要想清楚。我們自己也有很多掙扎，很多時候沒有想要符合社會期待的典型受害者的樣子。再加上，一審開庭前，我們對被告（王景玉）的狀態完全不清楚。這件事情讓我們覺得很弔詭，就是我們怎麼可以對一個人，他到底怎麼了都不知道，就要談量刑的程度，這是我們覺得荒謬的地方。」”

https://www.mirrormedia.mg/story/20180419pol008/